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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11年9月16日午夜,历时半年的湖南卫视《快乐女声》在鲜花和掌声中落下帷幕,在这个选秀之都的策源地,回往八年的选秀之路,05年饱含盛夏热量的喧腾场景好像昨天才刚刚发生……选秀何去何从,我们应该怀念那些热闹的过往、缤纷的舞台、喧嚣的喝彩?还是该为衰败惋惜,替前景担忧呢?

选秀与中国

  湖南卫视开先河的《超级女声》开始,选秀来中国已然七八年。最初 “想唱就唱”一经喊出,就有如魔杖,很快点燃无数凡凡之辈的梦想,选秀迅疾千军万马起来。经历过萌动、巅峰、成熟、冷静之后,今天,选秀依然有如初的魔力,2011年快乐女声依然一呼百应。

  看选秀七八年,带给我们的当然不仅仅是李宇春、曾轶可,亦不是简单的“梦想、狂欢、激情”,她已经在为民众提供一一种生活,“想唱就唱”恰是这种生活最迷人的姿态。我们亦无法回避,选秀七八年,已不可避免地承载起生活的不堪与沉重——批量复制带来的疲软、急功近利下的投机、规范与创新的博弈。这就是中国式选秀,美好与遗憾始终纠结,选秀还能多远,是我们该面对的时候。

  选秀 成一种生活习惯

  2003年,湖南娱乐频道的《超级男声》打开了中国本土选秀大幕。事实上,在此之前,湖南的《金鹰新秀大赛》《明星学院》已经是选秀节目的雏形,在湖南本地已取得火爆效应。

  2004年,《超级女声》全国各大赛区开始海选,每天中午直播海选的内容,跑调的、搞笑的、天籁的,原生态通过电视呈现普通人歌唱的状态,观众觉得很欢乐,笔者家乡所在的农村,热火朝天双抢的人们也借着午饭时瞄着电视偷着欢乐,那些奇葩成为农民田间低头的谈资。还有很多人跃跃欲试,今年刚刚荣升为准妈妈的刘乐告诉记者,她们大学寝室的女生坐车到湖南广电去唱了王菲的歌,尽管被评委叮掉,依然觉得这段经历很有意思。

  2005年,《超级女声》,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那一届,参赛人数和关注度均空前绝后,七旬的老奶奶都能喊出李宇春的名字,黄健翔这些公众人物公开表示欣赏张靓颖,追星族们开始旗帜鲜明为自己的偶像分派,第一次有了粉丝,玉米、笔迷、凉粉开始从各地来到现场为偶像摇旗呐喊。

  粉丝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来自上海的74岁的夏奶奶,是很有名的“玉米(李宇春粉丝)”,通过电视真人秀平台,夏奶奶还和李宇春同台演唱过《我的心理只有你没有他》,“一看到宇春我就深深地被她吸引住了,我从来也没看到过象她这样的演唱方式,她在台上真诚的唱歌,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简直是光芒四射。”夏奶奶到哪里都抑制不住对李宇春的喜爱。

  比赛之外,还有了诸如粉丝拉帮结派、张靓颖黄健翔绯闻等花边新闻,选手已然和娱乐圈如此接近。

  2006年,还是《超级女声》,2007年《快乐男声》,2009年《快乐女声》……此后的几年,虽然没有2005年的巅峰,“选秀将死论”尘嚣甚上,但选秀热度依然,全国各类选秀风起云涌,老牌选秀湖南卫视快男快女依旧江湖大佬。依然是成千上万的人“想唱就唱”,成千上万的粉丝欢呼呐喊……或许,对很多观众来说,每年的夏天守着电视机看快男快女,已是一种习惯。

  2011快乐女声到来,虽然不复当年的狂热,但依然有庞大的观众群,总决赛以来一直高居第一的收视率也可见一斑。对于众多观众来说,快女依然是他们消暑的重要方式,是微博上的重要谈资。

  71岁的老奶奶蔡彩云也是湖南卫视的超级粉丝,今天快女开通了大众评审投票,蔡奶奶还带着全家通过在金鹰网抢大众评审票支持洪辰,蔡奶奶的孙子小磊告诉记者:“看到奶奶开心,全家都开心。”看快乐女声也是他们的娱乐休闲方式。

  对于快乐女声每年如一的火热,有媒体评价,因为在国内很难再找到像“快女”一样如此老少通吃的节目,上至60岁的老人下至8岁的顽童,对舞台之上的草根选手们充满着好奇,谁走谁留都是他们每星期最关心的事。

  夏天,看湖南卫视选秀犹如畅饮一杯加冰的可乐,无关生存,无关信仰,有关生活,不想改变。

  选秀 让中国人“想唱就唱”

  选秀到底改变了什么?

  选秀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想唱就唱,可以无论年龄背景,也不再是年轻貌美者的专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才华和努力可以让梦想如此接近,而不是按部就班坐等命运;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偶像可以自己选;很多人第一次知,人人都可以张扬个性,在公众平台实现对话,不再是精英们得专利……

  选秀到中国,其实在和互联网一起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往深层说,其实已然引领一种价值观——正如《超级女声》的口号“想唱就唱”,选秀带来的是“自由、包容、平等、张扬个性”的价值观,这正是“想唱就唱”的魔力。2005年李宇春出来后,美国《时代》周刊让其登上封面,亦是对“想唱就唱”这一美妙姿态的欣欣然。

  谈及选秀的火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也从超级女声最初的颠覆性做了解释,他说:“因为它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痴迷也好,声嘶力竭地大骂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

  学者朱大可把选秀理解为折射着民众的意志:“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层运动,价值分层、分化和分裂日益严重,加上表达意愿的途径被互联网全面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在21世纪听见各种截然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元化不是坏事,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市民社会的出现。频道的开关在你的手里,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按遥控器走人。”朱大可说,这就是“观看的自主”。

  归根结底,其实都可理解为“想唱就唱”传达的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理念,选手想唱就唱,对于观众来说是“想支持谁就支持谁”——每个人都有自主权。想唱就想,还衍生出类似的流行语“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媒体解读选秀激发了人“想唱就唱”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本能,而没有这个平台之前,这种本能是一直被压抑。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雷蔚则认为,选秀让观众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以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事实上,除了“想唱就唱”外,选秀确实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可能,对参与者来说,更是另外一种可能,选秀为中国培养的青春偶像。唱片工业模式下,一个有音乐梦想的歌者如果要成为公众认可的歌手,必须有唱片公司的包装和唱片制作,而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在目前唱片工业越来越不济的情况下,唱片公司也不愿意包装一张白纸,唱片的大佬们亦看中他们在比赛积累的人气。

  打励志牌的湖南卫视选秀不是一个单纯的唱歌比赛,还通过电视真人秀展示选手的背后的成长故事,在电视机前,美与丑无处遁形,最后大众投票留下符合大众审美的偶像,看几年新星,从李宇春到曾轶可,除了她们强大的个性特色,一定有“执着、坚持”这些励志标签。

  华研唱片中国区副总经理祝骊雯对选秀的造星功能毫不避讳,“选秀节目在中国电视节目中的主导地位很明显,它的确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和机会,这是其他筛选形式无法做到的。” 祝骊雯说,选秀就像是从沙子里面选金子,这些选出来的选手,不但有着很好的粉丝基础,唱片公司培养新人也会很依赖选秀节目。

  来自四川音乐学院的今年快女7强喻佳丽坦言:“我就是学这个,干嘛不来比赛。”事实上,选秀已成了很多和喻佳丽这样音乐学院学生的重要出路,杭州唱区一位报名选手告诉记者,“每年那么多来参加,虽然知道机会不大,还是想来试一下。”而湖南卫视选秀还有良好的口碑,“湖南卫视有完成的产业链,比赛时会放大突出选手的个性,培养粉丝群,赛后还有成熟的包装。”已是一家电视台女主播的小凌今年还是来参加了快乐女声,她说,国内选秀这么多,湖南卫视依然是有口皆碑的老大。

  一夜成名、急功近利影响选秀的纯粹

  然而,选秀的美好背后,却也尴尬重重。因为她必然要遭遇与传统的冲撞,以及转型期之中国功利主义乘虚而入的阵痛。

  其次,超级女声开选秀先河后,各选秀渐渐脱离最初的纯粹。各大电视台蜂拥做选秀,节目编排形式、赛制设置等基本雷同,尤其是2005年《超级女声》巅峰过后的2006年,《加油好男儿》、《绝对唱响》等各类节目纷纷登场,当年参与报道的一位娱记透露:“全国每天有一万人在赛歌,这不是繁荣,而是盲从。”全民K歌的狂潮过后、这几年又是全民相亲。

  节目的严重同质化,观众审美疲劳,在残酷竞争的电视江湖,电视台为了收视又无所不用其极,彼时,一举成名、哗众取宠等各种心态登堂入室,以及中国式的傲慢与偏见,粉丝抱团、职业粉丝乘虚而入、谩骂与攻击、炒作与丑闻漫天飞舞。令观众更加反感,选秀遭遇疲软、备受诟病。

  音乐制作人黄征在与金鹰网记者谈及选秀时,坦言这是时代的产物,他的言语间却是深深的忧虑,“我觉得现在选秀有点多了,多的有点不能保证质量,有人想一夜成名,也有真的很努力的孩子,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有点鱼龙混杂。”

  娱评人小飞更指出,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选秀走向功利化,各种投机分子乘虚而入,“现在很多想成名的,借助选秀的舞台炒作自己,比如穿得出位的服装,或放惊骇之语。”小飞告诉记者,2009年贡米现象其实是典型的被利用,“典型的为他人做嫁衣,贡米被人认识后很快进入娱乐圈,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贡米之后再无作品也只能是昙花一现。”2011快女杭州唱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也透露,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为炒作自己的选手,“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保镖女,带着一群保镖过来,穿着某保镖公司的制服,煞有阵势,媒体报道时,我们都要求去掉的保镖公司的logo,后来我们看到他们自己也发了新闻,才知道是保镖公司炒作。”

  一位经历过几届快女的记者透露,每年都有一些这样的选手,来吸引眼球,“有些是为了娱乐一下,有些纯粹是为炒作自己,我们都看得出,那些炒作的,不会去关注。”

  选秀今天的日益规范、以及面临的各种限制,或许,正是对选秀美好与遗憾的一种权衡,不得不承认,规范下的选秀日益理性和成熟。而之后的问题却是,限制和节目创新又在不断地博弈。

  这是中国式选秀的困惑,是一道难解的题目。引领中国式选秀的湖南卫视,在这个夏天之后,又要承担起第一个找到答案的重任。

  作者:何玉娟

他们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因为它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
祝骊雯
祝骊雯(华研唱片中国区副总经理)
“选秀节目在中国电视节目中的主导地位很明显,它的确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和机会,这是其他筛选形式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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