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出时间:每周日22:00

节目时长:45分钟

 

邓伟眼中的名人世界》——同期
邓伟:当时我给美国前总统里根先生拍摄的时候,他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按照美国相关的制度,是禁止媒体接近他,更不要说媒体对他进行采访。很久没有人给他拍过照
马东:像里根这样的一个美国前总统,而且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统,你提出拍摄的申请。你仅仅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特殊背景的话,他不会轻易答应的。
邓伟:是的。我正式发信到我拿起相机给里根先生拍摄,是大约8年多一点的时间。从我构思给他拍摄,应该在10年左右。
马东:你见到里根是多长时间?
邓伟:这次会面半个多小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洛山矶发生了6.6级地震,当时第5号公路桥断掉了,整个断掉了。第二天就停水、停电,学校停课,银行关门。
马东:这是你跟里根约好拍摄的刚好的那个时间。
邓伟:第二天。拍摄预约在地震的第二天
马东:正常情况下应该就取消了这次见面,而且包括政府部门的联络官还有我的翻译,我的向导,还有我在美国的朋友,这方面的专家,用他们的经验告诉我,说里根总统不会见你
但是我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里根就是里根。
马东:你还是如约去了。
邓伟:如约去了。他也如约见我了,很准时。而且用很高的礼节对待我,就象在白宫里见客人似的,先由礼宾官带着引进来,侧面跟我握手,再把脸转过去,正面让他的摄影师,让我带的摄影师给我们拍一张合影的照片,而且长达一分钟的握手,很长时间的握手。我当时打开了一块反光板,里根跟我说,邓,我知道你是拍电影的。
马东:他说你用的是电影反光板
邓伟:因为里根一生演了50多部戏,那么他对于片场、对于摄制组的情况非常熟悉,里根就主动跟我沟通,跟我拉近距离。他就说这块反光板他知道是电影的反光板,我说对,后来我见里根还很紧张,两手使劲握着,放松不了,他握得很紧,越是在电视机面前、在摄影机镜面前见得多的人,他有时候有一种心态,他老要用最好的状态面对全世界,他认为他是全世界的。
马东:而且他知道拍下来的照片会有很多很多的人看到,是一个永恒的形象。
邓伟:对。里根太在意这个了。
马东:你怎么让他放松的?
邓伟:里根手握得特别紧,越握越紧,越握越紧,这时候我想到他有帕金森病,他要犯起傻来就糟了,我不能让他犯傻。再一个,他的秘书、他的大秘书,离得很远,就像那个观众在那儿,那个小伙子托着嘴,大概有七 八米远,他就跟我比划说里根耳朵聋,你要跟他大声说话。我就趴在里根的耳朵边上说:“舒尔茨告诉我,里根总统最会拍照了”。因为舒尔茨当了他两届的国务卿,哎呀,他一听开心啊,像小娃娃似的,很开心乐一下,就像一个老顽童 啊。里根这一放松的时候,他这个手就发生了变化,他手像弹琴似的,按在桌面上,里根喜欢听俏皮话,能够在那一瞬间触摸他的神经。
马东:里根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你的善意以后,他就会回应了你。
邓伟:实际上我看里根的眼睛跟看钱钟书的眼睛是一样的,都是善良的。
马东:这张照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你拍摄他事先申请了很长时间吗?
邓伟:对,申请了好几年的时间。基辛格周围有一些中国问题的专家,就是这些人阻挠了我见到基辛格博士。我给他写了几年的信都没成功,那么我换了一种方式,我找了一个英国朋友,这个英国朋友认识基辛格最身边的那个秘书,起决定作用的那个秘书。那个秘书就发了信给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去了解我的摄影的风格和样式和我的摄影水平,后来我见到基辛格博士的时候,我看到他桌上有一撂材料,就是英国皇家摄影学会提供的information 关于我的资料,所以基辛格是了解我的。
马东:他们事先也收集了很多情报,关于你的,就像你给他们做功课是一样的。
邓伟:就是文案,他也在做我的功课。当时他已经了解到我的摄影的风格和样式是用自然光拍摄的,是不使用灯光的,是利用现场光线的,而且有光源照明的,但是他偏偏挑了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光源也没有,没有窗户,那就是阳光光源没有,就是几个灯泡,灯泡还是很弱的那种。我发现沙发旁边放着一盏落地灯,我就跟他讲,博士,我给你照个太阳,他说太阳在哪儿?我说over there 就在你边上,基辛格就是基辛格,非常敏锐,马上他就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让他的工作人员换一个大功率的灯泡来起太阳的作用,来照明。这时候基辛格用一种承认我的态度,怀疑我的态度,肯定我的态度,犹太人老谋深算的性格特征在一瞬间淋漓尽致地被显示出来,这时候我按动了快门,就拍了这么一张。
马东:就拍了一张? 
邓伟:一张。
马东:这是你最先设计的场景吗?
邓伟:没有,这是我毫无准备的。开始我设计了一个环境,是在一个走廊里面,走廊里面我看得非常好,有一个硬木家具,是基辛格从中国福建那边订购的一个硬木的条案,基辛格很喜欢中国文化,在这个硬木条案的上面,摆了他的书籍,他写的回忆录,回忆录两边有两个小地球仪的夹书的书挡,墙壁上贴着一个古老的世界的航海地图。我觉得从背景的环境 小道具,都能够揭示基辛格的性格特征、他的职业特征,这不挺好的吗。但是基辛格博士过来以后看看这个环境,他把眼镜摘下来嘴叼着眼镜腿看看,这好像是他的一个特殊的动作,我不想在这儿拍。我说我就在这儿拍,我的照相机都架好了。基辛格说我就不在这儿拍,所以基辛格就是基辛格。
马东:你们俩顶起来了?
邓伟:顶起来了。我托熟人找的那个老秘书,他的最贴身的那个秘书,小声地跟我说
马东:就是你走的那个"后门"
邓伟:走"后门"的那个,你不要跟基辛格博士争论,博士15分钟以后多1秒都不会给你,马上离开这里,到了15分钟。你还是赶紧换换环境吧。
马东:意思是说,你要听他的。
邓伟:这时候没办法,我实际上有了两套方案,另外一套方案,我瞄准了基辛格的一个大办公室,当时韩国的总统叫金勇三,用汉字给他写了几个大字,基辛格没有悬挂在墙上,他搁在脚跟底下了,跟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状放在一起。基辛格没有把荣誉和地位看得很了得,就搁在脚跟底下,连挂也没有挂。我认为这个角度很好,基辛格可以在桌子旁边站着、靠着,这是我想的第二个方案。基辛格就是基辛格,他马上说,邓,我那个办公室我也不让你拍,他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没有阳光光源的环境,这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基辛格的警卫、秘书都不让进来,就我跟基辛格两个人。就像一个小演播厅里头,那个时间里头我是班长
基辛格就是我们班里的战士。
马东: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邓伟:我就得吩咐他了,但是吩咐完了,基辛格一听拍好了,腾就站起来,就往门外冲。他冲到门口,开门的把手的时候,我用我肩膀顶着,因为基辛格个子矮嘛,他没有我高,我一下就扛住他了,我说不许走。基辛格说,我都拍完了,咱们说过的,我们两个只拍摄,不采访。我说对,我说还有第二个内容,我要求在我这个画册里面,对社会、治学、人生某一方面,你要给我讲一句话。所以基辛格就是基辛格,他脱口而出,他既是政治家,也是个文化人。他说我在中美公报上签字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基辛格讲完以后,我一让开,腾,他就跳出去了。跳出去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习惯用的那个动作把眼镜往下一摘,很得意地咬住眼镜腿,邓,你不要忘了,多送我几张照片啊。
马东:这张照片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邓伟:对。
马东:很多人给杨振宁拍过照片,但是好象我看到报道说这是最好的一张。因为他的这种神态反映出了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科学家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邓伟:但是外国人也评论我这张照片说杨振宁先生是一个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他为什么那么虔诚地相信东方人的佛。我就跟那个著名的外国记者说,我说您看错了,杨振宁不是一种崇拜,他是一种对知识的向往和探索精神。
马东:这是在杨振宁的实验室里拍的?
邓伟:是。当时我把相机架好了以后,我说杨老师,您继续跟学生进行交流,我把相机架好了等。因为我研究过杨振宁先生,我看过他的电视片段,他有时待着待着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双手合掌的动作,是他行动中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当杨振宁很专注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动作,马东:你在等他这个动作?
邓伟:等他这个动作。就是带着准备去的
马东:没跟他说?
邓伟:没跟他说。我就很静静地坐在那椅子旁边,外面雪下得很大,我能听到雪打玻璃的声音,我在静静地坐着,杨振宁就给学生进行论文辅导。我在那儿听着,因为我拿录音机在那儿录嘛,录音机在响,我也不懂他讲的什么东西。但我觉得现场的气氛是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定要录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杨振宁没有出现这个动作,我带去的翻译,那个很不耐烦的先生就捅我,邓,已经30分钟过去了。我说你不了解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做文章是很安静的,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完全进入一种境界了。我把快门,焦点等全都调好了,快门线就在我手里拿着,杨振宁把我忘记了,说着说着,他说到激动的时刻,学生问他一个问题,把他难住了,他要查字典去,但是碍于面子,杨振宁说我想想,出现了这个动作。他出现了这个动作后,我没急着按快门,我觉得在短暂的时间里,因为我把人物的情感曲线
行动曲线、情绪曲线理解成波峰波谷的有规律的运动,现在在我的画面中,兴趣点出现了,有问题把杨振宁先生难住了,我觉得机会来了,果不其然,跟我判断的一样,他又会出现这个动作。杨振宁放下手来以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这个动作了,当他这动作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我确信作为一个摄影家来讲,抓住了杨振宁先生的典型时刻、典型瞬间和典型动作,是杨振宁的故事,不是别人的,我按动了快门。按动快门以后,我自己忘了,我也愣住了,我也进入境界了。我也在听杨振宁老师上课,其实我对物理一点不懂。
马东:但是你被他那种神情和那种感觉吸引住了。
邓伟:化入这个境界了。过了一会儿,杨振宁老师停下笔来问我,怎么还没拍啊。我也哑壳了,是啊,怎么还没拍?后来我的助手告诉我拍完了,杨振宁就是杨振宁,没跟我说话,拿过来一张纸给我写了一句话:"诗词有意境 摄影亦有意境"。所以我认为,如果说这副作品有境界的话,是我跟杨振宁老师,用中国的文化思想在一个段落里创造的一个共同的、永恒的,属于中国精神的形象。
马东:我特别想听听你讲讲这张照片,这是以色列的前总理拉宾,你在拍摄这张照片后的不久他就遇刺了。
邓伟:对,6个月以后。
马东:我很难过,我看到这张照片当时拉宾跟我讲,当你成功的时候,我会以以色列国家最高礼仪欢迎你再到我们的国家来,他没有看到这一天。
马东:因为巴以战争的原因,我相信采访拉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邓伟:我是唯一的一个作为摄影家进入他办公室给他拍摄的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安全的原因,他是拒绝一切媒体、一切艺术家进入他办公室给他拍摄的,拉宾的保安非常严密,非常严密,严密到什么程度?我到总理府广场进第一道岗,我的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像打了一场战争一样,那些铁丝网、滚动的铁丝网铺在那个停车场外面,都是钢丝、铁丝网,战区的感觉。第二道岗就是一个电门,我留下了我的中国护照,第三道岗才是总理府的大门
全部是大石头,炮弹打不透的大块的石头。我进去以后,就像飞机场检查的一样全身检查,但比飞机场还要细,当然现在西方劫机的多了。检查的时候要把鞋脱下来,鞋底全部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以后,带我到一个椭圆形的接待中心。富有经验的警卫人员让我把摄影包打开
把摄影箱打开,把每一件照相机拿出来。我当时带了4个照相机,每一个照相机当着他的面
对着警卫拍照。所以这个警卫也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如果我是一个刺客的话,开枪,一按快门,杀的是警卫,他非常勇敢就对着我来吧。
马东:后来你给拉宾拍照片的时候怎么样?
邓伟:拍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拉宾就是拉宾,他一进来的时候,像一阵风一样,"呼"一下, 人来了。警卫告诉我人来了,一阵风一样就进来了。前呼后拥地都是警卫,一点声都听不见
拉宾走路很轻的,"唰"地过来了,他离得老远。我们俩是一种目光的对峙,拉宾马上一伸手 邓,他叫我。我也招手。我就跟着说了一声,你好。一招手 "哗"就走过来了,拉宾冲上来说,到我办公室来,几步就进了他办公室,拉宾说现在咱们开始工作,但是他马上说,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美国人等着我开会。我说几分钟的时间我做不了这件事,他说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拉宾的这种坚定让我想起了钱钟书,那咱们谈谈吧。我说我要看您的环境,要布置您,要设计您,最终要表现您。我说因为我不是新闻摄影,他马上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情况。
他说,那好,你就在我这儿,一转身没了。再看这人,没了。因为他们的保安设施很严密,
我不知道他进了哪个门,不像咱们安全口,进出口,看得很清楚。他从哪个门走了,没有了。 再看不在身边了,没了。这时候我有点害怕了。我说什么意思啊,把我搁在这儿,但是那个卫队长很客气,跟我说邓先生,总理从来没有这样对待一个客人,您可以在他的办公室的
任何一个地方选择您的拍摄角度。我很高兴,我带了一些中国的风油精,因为清凉油的包装是金属的,经过金属的检验不能带过来,风油精瓶子是玻璃的,小东西,警卫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擦脸的嘛,就放我带进去了,我带了四、五瓶。我为了感谢这些警卫人员,因为以色列人很热情嘛,我掏出来送给每个警卫人员,他们跟我在一起聊家常嘛。他们还问我 我说我是教书的,家里几个小孩,在总理办公室里头,我们像开party(聚会)似的。大家在抹风油精,哎,这个凉快,在这种状态下,大家全放松了。这些警卫人员在那个时候,就都是我们班上的战士了,都成了我的张三李四王五了。我说张三,我说现在要拍摄的背景里面很乱,因为拉宾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但他摆了很多书,你把书给我撤掉。张三说,是,就搬下去了。这时候我又跟王五说,我说我在其它的办公室看见有很多犹太人祭神的祭器,铜的,把它们给我收集来。他说,是,我又看到地上摆着一个铜塑的橄榄枝上落着一只和平鸽,
马东:就是右边的这个东西,
邓伟:对。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橄榄树下无和平》,就是写的中东的战争和中东的血腥。当时我就问那个警卫队长,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他说是阿拉伯国家为了感谢拉宾总理对和平的贡献送给他的奖杯,阿拉伯人的。我说可不可以摆上来,他说可以,我们是兄弟。这是我第一次听以色列人说我们是兄弟,就把那个铜塑摆上来了,摆上来以后,我的照相机的位置、角度、光线,全部选好了,我就开始跟那些警卫说,我说现在那个凉东西怎么样,他们说很好,它真好。有的说要回去给小孩抹,有的说要给太太抹,气氛很融洽。正在这时,我听到那边"哗啦哗啦" 拉椅子响,"唰" 一扇电门就开开了,我一看,哇,那边是个大办公室,
很大的会议室,长长的桌子,这边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佩雷斯,国防部长,谁谁谁,坐一大排,那边是美国的能源部长,美国什么部长,两方面会谈呢,刚结束。拉宾当着美国人的面喊,邓,这个时间是属于咱们的了。美国人全部呆住。一看,拉宾的办公室里面那么核心的地方有一个中国小子在那儿站着,全蒙住了。美国人全蒙了。他们没来得及撤退,美国人该撤场了,拉宾就是拉宾,过来就跟我握手,握完手以后,他摆出他那个总理风度了,"哐"就往那儿一坐,照吧。这时候我没照,我说我拍摄过很多名人,都跟您一样,难道非得坐在一个大办公桌前这样才能表现您是个总理吗。拉宾说也是啊,那你看哪儿好呢?我说在这边
就是我给他设计好的那地方,他很自然地走到那个位置上,走到那个位置上以后,我把照相机的焦点全部调好了嘛,他说就这儿吧。我说,对,拉宾很疲惫的样子,因为别人告诉我
那会儿是下午两三点钟,他还没吃中饭呢,拉宾很疲惫地在那儿待着,眼睛耷拉着,我大喝一声,我说你在沙漠上作战的那种精神到哪儿去了。他一拍桌子,说是啊,这时我按动了快门,其实在按动快门的这一瞬间,我想到了我这张照片的主题,“和平之光”,和平的曙光。
当然里边还有个小插曲,我在给拉宾拍摄之前,我请他站在那儿以后,光线不好,因为窗帘全部是拉着的 很暗,他要防止外面有人看到他,在这种情况下,我跟拉宾总理说,我说可不可以把窗帘打开,我说因为我要用自然光,拉宾说我知道,你是用自然光拍照的,他问,邓,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我说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拉开窗帘。所以拉宾就是拉宾,他马上说 拉开,在拉开窗帘的那一瞬间,我用眼睛的余光往窗外一看,很危险,因为离那儿几十米以外是一个小山丘,如果有狙击手在那里的话,那枪正好打着拉宾。他们是随时生活在这种危险之下,而且拉宾是一种忘我精神,我觉得他也是为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和一个以色列的领导人共同创造一个,我们两个人的,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副作品。所以拉宾忘记了死,我一看,我非常的内疚,当我按完快门以后。我主动地去拉那个窗帘,而且我拉窗帘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手很沉重,在哆嗦。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拉宾,因为一旦有枪打过来
马东:在你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几个月后,半年,六个月,拉宾遇刺,那时候你在哪儿?
邓伟:我在伦敦,当时电视里头说现在要加播一个特快新闻,我一听,拉宾,以色列总理拉宾在集会上被枪打了。我第一个感觉,呀,悬了,我给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打电话,因为他们认识我嘛,他们安慰我,没有危险的,你要相信我们国家的保安,要相信我们国家的医疗救助。当时我眼泪流下来了,我觉得他说这话是安慰我,等到了8点多钟,因为BBC加播了很多新闻,随时报道拉宾的病情,在8点多钟的时候报道说,拉宾已经抢救不过来了。当然我很难过,我觉得拉宾给我的机会,是让我认识了一个在中国以外的像钱钟书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是给我的一种温暖,给中国青年人的一种温暖,而这种温暖实际上在给我不断地充电,不断地让我走人生的路,我觉得我的作品,首先是给中国人看的,再是给世界人看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他,为拉宾鼓掌。
马东: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爱用一句话就是 "谁就是谁",拉宾就是拉宾,钱钟书就是钱钟书,里根就是里根。
邓伟:马东就是马东 邓伟就是邓伟,因为每个人他生下来就有他的价值。
马东:你觉得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邓伟:我的价值就是我父母生了我,能够让我为这个社会拍一点照片,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马东:在你出的这本书《我眼中的名人世界》里面,你的序是张艺谋写的,他在序里讲到一个故事,说你们同班同学萧峰和张君昭在天山拍一个电影的时候,拍一个雪山的镜头,镜头里面有一个黑点,一个人在那儿走来走去,他们希望等他走过去以后再拍,要不然妨碍这个镜头的美,但是后来这个人老是不走,萧峰就把镜头推上去,发现这个人是他的同班同学邓伟,他们就用扩音器喊,邓伟、邓伟,你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从那边走过来,当时在一个同学聚会的场合说起这件事,他们当时问你一句话:“邓伟你在那儿干嘛?”,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邓伟:当时我很激动,我说能在雪线以上,在冰山上有雪的地方叫雪线嘛,在雪线以上能听人喊我的名字,我觉得非常亲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价值。
马东:张艺谋记下了。在你们同学聚会说起这事的时候,你认真地回答说,我在磨练我的意志,因为我要开始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这就是《背后的故事》带给您的邓伟,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想用同样是这本书《我眼中的名人世界》里面张艺谋做的序的最后一段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愿望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不缺少愿望,
我们缺少的是实现它的意志和力量,我会永远记得雪山顶上那个顶风冒雪、艰难行走的身影
那个孤独的、执著的小小的身影,这就是我的老同学、我的好兄弟——邓伟。童心、痴迷、真诚不变的邓伟。看清眼前的,关注背后的,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和芙蓉王一起走进
《背后的故事》,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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